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作为重中之重的三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三农所有问题中，食物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安全、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土地是最需要迫切解决好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应实行“口粮安全战略”，而不是“泛粮食安全战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更多的人口变成中产阶层，我国食物供给不仅面临数量安全，而且还面临质量安全，如何满足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双安全，对我国这种人均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度的确是一大难题与挑战。
我国粮食已实现十连增，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一直在屡创新高，以去年为例，谷物和谷物粉进口1398万吨，大豆进口5838万吨，棉花进口580多万吨，糖进口370多万吨，肉进口220万吨，奶制品进口110万吨。
按我国现行的消费人口数量，大约需要30亿亩以上的播种面积才能满足要求，而目前我国只有18亿亩耕地，加上复种只有24亿亩，还需进口6亿亩的粮食，目前进口的大豆就有3亿亩的量，我国目前进口的大豆已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未来还需要更进一步增加吗?下一个会是玉米吗?国际市场能满足我国的需求吗?如何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需要精心布局。
更重要的，从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食物供应面临更大的问题。城市一大半已满足温饱水平的消费者不再是仅关心吃饱，他们还迫切希望吃得安全健康。而目前不断出现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让大部分消费者成了惊弓之鸟。
当前人民的突出愿望便是食品安全，这是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重点强调的，他说：“柴米油盐的安全就是人民的突出愿望。”如何实现在保证“吃饱”的基础上，让百姓能够“吃好”，是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食物生产的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二者有矛盾之处，依靠化肥、农药、转基因技术、添加剂、生长剂等技术可以获得产量的迅猛增加，但却会带来更严重的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追求数量与质量的平衡，让消费者既能够满足数量上的安全，也能够满足质量上的安全，应该是未来政策的着重点。
相比前几年，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源头。如果源头污染治理不了，后面的环节再安全也无能为力。如何对养殖业的抗生素滥用、蔬菜水果业的农药残留超标等进行治理，需要对农业投入品的使用进行监管，还要加强对农民的科普教育。
从数量安全来看，目前我国实行的泛粮食安全战略面临调整，泛粮食安全战略把玉米、大豆等都包括进来，战线拉得太长，农业补贴有点撒胡椒面的感觉，什么都想保，结果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好。未来应该实行“口粮安全战略”，让那些从事最重要、最基本、我们最离不开的主粮生产的农民，真正有动力去多生产口粮，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种什么都比种小麦大米赚钱。
未来我国应该重新调整粮食安全战略，重点对从事“主粮安全”的农民与耕地进行保护，加大对小麦、大米生产的补贴，提高收购价格，提升粮食安全保护的精度与准确性。
为了保证质量安全，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链应该重塑，应该加强综合协调联动，落实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强化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测，严格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健全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建设投入，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用地指标是个好工具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如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大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在哪儿?成本是关键。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 50万亿元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些成本?什么样的政策激励最为有效?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
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广东省推出积分入户政策，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而成都则推出“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的户籍改革政策。
总体看来，这些政策，尤其是2010年广东省，重庆、成都两市的政策尤具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还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
目前农民进城之后，实际上多数时候表现出“两头靠”的特性，他们既要在城市挣钱生活，同时又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收益，所以出现大量“空心村”。
在目前体制下，农民工输入省份没有动力去保障农民工的福利。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劳动力流入大户有动力来解决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户籍问题。虽然国家鼓励放开户籍，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少数发达地区，如何鼓励这些地区解决外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什么政策激励最有效?
其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因为要想解决新移民的定居，必须要占有耕地。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份新移民政策上。
我国有1亿多的跨省农民工，他们在家乡都有承包地与宅基地，如果能够在打工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落户定居，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自动把家乡的承包地给转让出去，把宅基地给卖了。从整个国家来讲是合适的，等于节约了土地，耕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长远看应该是增加的。因为人口在城镇居住所占用的耕地远比在农村居住少。
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激励那些劳动力流入多的地区解决外来移民市民化问题，至少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力也相应增加，新移民进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当然，进城农民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保以及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如何处置等问题，都需要精心谋划。
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用地指标是个好工具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如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大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在哪儿?成本是关键。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 50万亿元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些成本?什么样的政策激励最为有效?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
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广东省推出积分入户政策，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而成都则推出“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的户籍改革政策。
总体看来，这些政策，尤其是2010年广东省，重庆、成都两市的政策尤具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还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
目前农民进城之后，实际上多数时候表现出“两头靠”的特性，他们既要在城市挣钱生活，同时又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收益，所以出现大量“空心村”。
在目前体制下，农民工输入省份没有动力去保障农民工的福利。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劳动力流入大户有动力来解决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户籍问题。虽然国家鼓励放开户籍，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少数发达地区，如何鼓励这些地区解决外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什么政策激励最有效?
其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因为要想解决新移民的定居，必须要占有耕地。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份新移民政策上。
我国有1亿多的跨省农民工，他们在家乡都有承包地与宅基地，如果能够在打工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落户定居，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自动把家乡的承包地给转让出去，把宅基地给卖了。从整个国家来讲是合适的，等于节约了土地，耕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长远看应该是增加的。因为人口在城镇居住所占用的耕地远比在农村居住少。
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激励那些劳动力流入多的地区解决外来移民市民化问题，至少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力也相应增加，新移民进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当然，进城农民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保以及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如何处置等问题，都需要精心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