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最高法此规定意味着“知假买假”行为将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就拿案例中孙银山购买过期香肠索赔事件来看，在明知所买香肠已过保质期，却在购买结账后当即就去了服务台索赔。作为商家来看，理所应当地认定其有“知假买假”的意图，孙银山本意并非买香肠，而是冲着“十倍索赔”来的，算是个有意“讹诈”商家的“捣乱分子”。但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样的“讹诈”行为如果不能让商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么制假售假就有可能日益猖獗，甚至严重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权益。换句话说，如果孙银山只是在发现香肠是过期后好心提醒商家，那么商家是否会主动下架过期商品，甚至对商场所有商品进行排查?这里还存在一个“赌注”问题，即这商家有没有“道德的血液”，能够主动自觉履行不制假售假的义务。
最高法发布的《规定》明确了此类案件的判罚，那就是重点并不在于消费者是否知情，而是香肠过了保质期却还被摆在店内公开出售。如此以来，对于打击无良商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大众最普遍关注的，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诸如毒奶粉、毒胶囊、毒饺子等等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如何让商家吸取教训，迅速整改的关键在于理清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显然，经济惩罚是最直接也是见效最快捷的方式之一。应该鼓励消费者“知假买假”并向商家索赔，这样商家才能够在事关自己经济利益的问题上端正态度，把过期、有质量问题的商品下架销毁。
可以说，最高法此《规定》在明确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是在向制假售假行为宣战，向无良商家宣战。一般而言，消费者在消费维权类案件中，大多都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诉讼经验还是举证能力都不及商家，因此往往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倘若不是商家知假造假、知假卖假，又何来消费者“知假买假”呢?因此，明确消费者在消费维权类案件中的主体资格，更有利于净化消费市场。
当每个普通消费者都能在自身权益收到侵害时挺身而出进行维权，做一个“知假买假”的索赔者，向假冒伪劣商品开炮，向无良商家宣战，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无良商家会感到无形的压力?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他们就会大大减少“制假售假”、“知假卖假”的侥幸心理。当然，前提是，法律在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予以保护的同时，消费者自身能够理性、依法维权，而且要紧守法律界限，不让自身的维权行为演变成违法行为。这样，市场秩序和环境将大大改善和净化。
